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国民党军队有许多将领先后率部起义，投奔共产党。如果我们不考虑1949年后，国民党、蒋介石大势已去、兵败如山倒情况下的起义，单看1949年以前的，我们会发现原冯玉祥西北军部队发动起义的次数最多。
    在1949年前，西北军起义共计有：
    三十年代初期，赵博生、董振堂领导的宁都暴动；
    三十年代早期，吉鸿昌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；
    1945年10月，高树勋部邯郸起义；
    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，吴化文部起义；
    1948年11月，太原黄樵松起义（未成功）；
    1948年淮海战役，张克侠、何基沣部起义。

    在上述六次起义，根据起义领导者的情况，可以分为三类：
1．赵博生、董振堂、吉鸿昌、张克侠、何基沣是共产党员，他们领导的三次起义可以看作是共产党自己领导的军事行动。
2．高树勋、黄樵松爱国忧民，对于国民党、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极其不满，能够认清历史发展潮流，对共产党欣赏、赞同，最终走向与共产党合作之路。
3．吴化文属于乱世年间见风使舵、哪边势力大就站到哪边的那种人。

一．高树勋、黄樵松起义
    高树勋对国民党、蒋介石的统治一直十分不满，抗战期间，在重庆，高树勋曾指着墙上的三民主义标语问陈诚，中国什么地方有你们说的三民主义？陈诚当时无言以对。
    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一面在重庆与***和谈，同时派出大批军队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。时任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树勋率其所部新8军与40军、30军（黄樵松任副军长）奉蒋介石之命由新乡沿平汉路北进，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。1945年10月24日，在邯郸以南马头镇、崔曲地区，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包围。激战至30日，高树勋率新8军1万多人在马头镇通电起义。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指挥30军、40军突围南逃，在漳河以北地区又遭八路军伏击，损失惨重，马法五以下2万余人被俘。
    高树勋起义后，共产党曾发起过“学习高树勋运动”。
    与高树勋相比，黄樵松的经历要坎坷得多。
    邯郸战役黄樵松所部侥幸逃出。1946年9月下旬，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临汾战役，30军一个旅被全歼。黄樵松不愿为蒋介石继续效力，不久便告长假回到开封家里闲居。但闲居年余，还是被强令召回军中。1948年7月，解放军兵围太原，8月中旬，时任30军军长的黄樵松奉命率30军军直部队和戴炳南的27师（总计4个团的兵力）由西安空运至太原增援。黄到太原后，通过高树勋与解放军取得联系，11月初决定起义。但黄手下27师师长戴柄南、副师长仵德厚不愿参加起义并向阎锡山告密。黄樵松被捕，后被蒋介石在南京枪杀。黄樵松太原起义失败，延缓了太原解放进程，加大了双方伤亡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。太原解放后，戴柄南被处决，仵德厚被判刑十年并劳改多年。

三．黄樵松在被围太原的情况下才起义是为了投机保命吗？
    由于高树勋起义是在共产党远未胜利之时，所以，对于他的起义动机一般没有争议。
    但对于黄樵松起义，网上目前有些争议。有人认为黄在1945年邯郸战役时不起义，在1946年临汾战役时不起义，在太原被围时才起义，这不过是看到共产党要胜利了，投机保命而已。
    持这种说法的人，其实是把复杂的、充满风险的起义行动简单化、儿戏化了。战场起义，不是黄樵松个人的行动，而是一个军事集团的整体行动，涉及到成千上万参与者的身家性命和前途，决非儿戏。它需要发动者完成思想转变，下定决心，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条件配合。
    发动起义，必须与共产党、解放军取得联系才行。黄樵松部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期间被破坏，所以，黄与共产党一直没有联系，是到太原后通过高树勋才与解放军取得联系的。
    发动起义，必须得到下属配合才行。黄樵松在1948年11月决定起义，戴柄南、仵德厚尚且觉得风险大，不愿参加，进而出卖黄樵松。更不要说在1945年、1946年起义了。
    在被解放军包围的情况下发动起义，容易凝聚人心，上下一致，起义发起后，能迅速得到解放军的支援，起义容易成功。解放战争末期，卢汉发动云南起义时，由于解放军离昆明尚远，设法逃出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余程万等人率军进攻昆明，形势一度十分危急。
    当然，在思想转变方面，高树勋无疑是先行者。

四．如何看待吴化文起义
    吴化文与高树勋、黄樵松不同，他属于乱世英雄起四方、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那种乱世军头。对于他来说，什么国家、民族、人民，统统不重要！保存实力，见风使舵，挑边站队是头等重要的。
    蒋冯战争中，他随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；抗战时，他投降了日本人（据说是奉蒋介石之命曲线救国）；抗战后，摇身一变又成了蒋介石的部队；1948年济南战役时，吴化文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战场起义，投奔了共产党。所以，吴化文率部起义，的确没有什么高尚的动机可言。
    吴化文其人历史复杂，口碑也不好。那么，共产党应该不应该接受他的起义呢？
    答案是：百分之百应该！
    对于共产党来讲，接受吴化文起义，可以加快胜利进程，减少部队伤亡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，还可通过改编起义部队充实自己的力量。这样的好事，何乐而不为！
    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广大工农群众，不是地方豪强势力和军阀武装。对于吴化文的起义部队，改造就是了！派上一批政委、教导员、指导员，诉苦、三查、检讨罪恶、提高觉悟，再与原共产党的队伍一合并，你吴化文还能再翻了天？后来，渡江战役中头一个打进蒋介石总统府的，就是对吴化文部队改编后的35军。
    如果认为吴化文起义动机不纯，就拒绝其起义，那是非常愚蠢的。共产党历史上的确有过类似的教训，那就是30年代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蔡廷锴、蒋光鼐的19路军合作。一二八抗战后，19路军被调到福建。蔡廷锴、蒋光鼐、李继琛等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，并派人与中央苏区的红军联络联合反蒋。但当时统治中共中央的王明集团认为福建政府反蒋动机不纯，比反革命还危险，拒绝与其合作。结果蒋介石各个击破，先灭了19路军，又反过头来第5次“围剿”中央苏区，迫使红军长征。

五．吴化文走过的道路真的令人羡慕吗？
    有人觉得吴化文这种做法不赖，谁掌权就投靠谁，左右逢缘，什么时候都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多美呀！无非就是脸皮厚点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呗！其实，他们想的太简单了。他们不知道，吴化文所走的这条路实际上也是荆棘从生、危机四伏、充满风险的。首先，你要能够审时度事、把握时局，在恰当的时间投靠恰当的一方势力（不一定是最大的势力）；其次，你在投靠一方势力之时，还要给自己留有后路，不要与另外的势力结下死仇；最后，你还要处处小心，保存实力，既不能被自己投靠的势力吞并瓦解，也不能被敌对一方打垮吃掉，否则，你就没有继续左右逢缘、与各方讨价还价的机会了！
    与吴化文有类似经历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榘、石友三、孙殿英、郝鹏举等人在这条路上都没走到头！
    韩复榘是吴化文的直接上级，蒋冯战争中投靠蒋介石，曾官居山东省主席多年，实为当时呼风唤雨的一方诸侯。但抗战时，为一己之私弃守济南，被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枪毙。
    石友三，蒋冯战争中与韩复榘先后投靠蒋介石，后来混得不如韩复榘好。抗战时想投降日军，却没有与蒋介石搞好默契，结果被高树勋奉蒋之命将石友三除掉。
    孙殿英，曾因盗挖慈禧、乾隆墓而闻名于世。投靠蒋介石后被蒋派往青海驻防，被马步芳那些驴日的骑兵打得屁滚尿流。抗战时，曾投靠日军，抗战后与吴化文一样又摇身变为国军。但国共战争开始后不久，孙殿英部被解放军消灭，孙被俘。在战俘营里直到五十年代初病逝。
    郝鹏举，抗战时曾投靠日军，抗战胜利后先投靠共产党，后见蒋介石势力大，又转投蒋介石。为向蒋表决心，杀害了共产党派往郝部的联络员。此举激怒了共产党，郝鹏举部被解放军一举歼灭。郝被俘，企图逃跑时被击毙。
    由此可见，能在这条路上走到“辉煌”的，其实真是凤毛麟角。吴化文也算得上乱世年间的一个稀有动物吧！

六．如何看待戴柄南、仵德厚出卖黄樵松、破坏太原起义的行为。
    在国民党西北军（广义的西北军）将领中，我们不考虑赵博生、董振堂这些共产党员，也不考虑个别的国民党、蒋介石的忠臣孝子。对于那些处于中间状况的人，站在共和国的立场来看，可以分为四类：
1．高树勋、黄樵松属于第一类：忧国忧民、能够把握历史潮流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。
2．吴化文属于第二类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能够在恰当的时间站对位置。
3．还有一种人，他们既对蒋介石不满，也对共产党无好感。他们的高官显位是靠国民党政权得到的，所以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依赖性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历史没有给这些人选择的机会，他们在与共产党的作战中，或战死、或被俘，或侥幸逃到台湾。死守天津被俘的陈长捷是这些人中的典型代表。
4．戴柄南、仵德厚属于历史在恰当的时间（1948年11月，国民党大势已去）给了他们一个恰当的选择机会（黄樵松要起义投共，让他们参加），但他们却选择错了（不参加起义，出卖了黄樵松）！并为这次错误的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所以，他们只能排在第四类！